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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因水位下降，四川安岳书房坝水库的水下(shuǐxià)佛像和(hé)石狮露出重现，这一“水下佛国”再度引起网友关注。

6月19日，红星新闻记者实地探访了解到，这一(zhèyī)“水下佛国”在2020年(nián)被外界知晓(zhīxiǎo)后开始“走红”。当地文保员邓永福表示，自1974年水库蓄水以来，佛济寺被水淹没的摩崖(móyá)造像几乎每年都会露出佛头，连同地势更低(dī)的石狮完整露出也出现过10多个年份，每年露出时间有两三个月。2020年以来，有三年完整露出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的佛济寺摩崖(móyá)造像

对于露出(lùchū)水面的佛像和石狮，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(yuán)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，实行水下保护。露出水面的时段，要禁止(jìnzhǐ)烧香拜佛，并设立文保员。

半世纪前水库蓄水(xùshuǐ)枯水期佛头会露出

佛济寺摩崖造像(zàoxiàng)在2012年被确定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如今76岁的邓永福是此处的文保(wénbǎo)员，也是当地居民。

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书房坝(bà)水库(shuǐkù)在1974年蓄水后，佛济寺的(de)一对石狮和一块巨石上的摩崖造像便淹没在水中。但几乎每年(měinián)枯水季节，摩崖造像的佛头都会露出水面。遇到干旱年份，被淹没的摩崖造像会完整露出，地势更低的一对石狮也会露出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(lùchū)的佛济寺摩崖造像

“（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）有10多年完整露出过(guò)，每年露出两三个月，涨水后又会被淹。”邓(dèng)永福还说，2020年以来，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几乎(jīhū)每年都会露出，其中有三年完整露出。因为近几年受到外界关注，每年枯水季节，都会有游客前来游玩(yóuwán)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的佛济寺摩崖造像(zàoxiàng)

据(jù)了解(liǎojiě)，安岳石窟始于南北朝，盛于唐宋，现存230余处10万余尊摩崖造像，享有“中国石刻之乡”的美誉。

今年石狮和20多个佛像(fóxiàng)完整露出，

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，实行(shíxíng)水下保护

6月19日，红星新闻记者在(zài)佛济寺摩崖造像现场看到，石狮(shíshī)和一块巨石四周雕刻的20多个佛像(fóxiàng)在今年完整露出，“捧绣球”的石狮在水库边(biān)相视而坐，仿佛在对话一般，巨石四周的佛像各不相同，刻得栩栩如生。在地势更高的崖壁上，还有部分常年可见的摩崖造像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的(de)石狮

据(jù)安岳官方2020年发布的(de)消息，书房坝水库始建于上(shàng)世纪70年代，汇水面积130多平方公里。水库建成后，分布在水域边上的佛像有的被淹没(yānmò)在水中。其中，历史悠久的圣灯寺被淹没，数以千计的佛像溺于水中，罗汉寺、佛济寺被部分淹没。枯水季节常有佛像露出水面，有的则永远藏于(cángyú)水下。

2020年，书房坝水库“水下佛国(fúguó)”之所以引发关注，源于罗汉寺、佛济寺摩崖造像(zàoxiàng)“重见天日”。其中，佛济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(kū)29个、造像69尊、石塔(shítǎ)1座、碑刻题记4通，石窟开凿于清代，造像内容以罗汉、十菩萨(púsà)、七佛、天王、弥勒佛等为主。罗汉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43个、造像155尊、浮雕石塔3座、题记9通，石窟开凿于唐代(tángdài)，宋代续有雕刻。

6月19日，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尤其是最近几年，佛济寺(sì)和罗汉寺在枯水季会露出水面。为此，专家建议，不(bù)破坏原貌，实行水下保护。露出水面的(de)时段，要禁止烧香拜佛，并设立文保员。目前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济寺有一名专门的文保员，文物点罗汉寺有一名当地自发的管理员。此外(cǐwài)，现场还安装了监控等设施(shèshī)，通过“人防、技防(jìfáng)、犬防”以加强保护。此外，为更好地保护这些(zhèxiē)文物，他们还会考虑现场环境整治等。

云冈石窟遗失百年的"佛眼(fúyǎn)"回归：系男子在地摊上偶遇

一枚流散(liúsàn)百年的疑似佛眼，前不久回归云冈石窟。

这枚表面(biǎomiàn)覆盖黑釉的陶制眼球，至今光可鉴人，与云冈石窟中(zhōng)仍保留在原位的陶眼酷似。

这枚陶制眼球的捐赠者为太原市民田亦军。2006年，田亦军在大同体育场外围路边的古玩地摊(dìtān)上偶遇这件黑色的陶器，卖主也不知道这是何物。田亦军对古瓷器(cíqì)有所了解，但从未见过这种器型，出于好奇便(biàn)买了回去(huíqù)。

直到近20年后，田亦军偶然见到一张照片，发现照片中藏(cáng)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云冈(yúngāng)第8窟陶眼，与自己多年前购藏的陶器极其相似，便主动联系云冈研究院。如果确认是云冈石窟的佛眼，他表示愿意无偿(wúcháng)捐赠(juānzèng)。

今年3月，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(lǐshìzhǎng)、云冈石窟博物馆原馆长赵昆雨(zhàokūnyǔ)受托赴田亦军家中见到陶眼，并带回大同开展鉴定。

围绕这件陶眼身份(shēnfèn)的鉴定，以及更多云冈(yúngāng)陶眼的下落之谜，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云冈第19窟佛像，双目眼球都已脱落(tuōluò) 本文图/赵昆雨供图

佛眼争议：是辽金文物，还是(háishì)瓷拍子？

云冈佛眼回归信息披露后，一些网民提出疑义(yíyì)，有人(yǒurén)认为这件陶器酷似瓷拍子。瓷拍子是制作陶器时，用于拍打陶器表面的工具。

实际上，这种可能性在(zài)鉴定工作开展之初就已列入考虑范畴。赵昆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这件陶器抵达云冈后，经过了(le)专家反复论证，首先考虑到的可能性，就是研磨(yánmó)器或者(huòzhě)瓷拍子。瓷拍子通常表面较平整，而这件器物明显呈凸起的球状，表面釉色细腻，光可鉴人。

至于研磨器的(de)猜想，为了达到研磨效果，研磨器一般都制成碾盘般的粗齿面，这件陶器表面也并无研磨痕迹。而且器物来自大同地区，专家的意见倾向于佛眼，但(dàn)也不(bù)排除其他功用。

“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同于其他可供比对的(de)陶瓷器(táocíqì)，陶眼之器，典型性特质很少，可参照的案例又严重(yánzhòng)匮乏。”赵昆雨说(shuō)，近些年，云冈研究院(yánjiūyuàn)致力于对流失造像进行深入调查与追踪，“这件器物如果确系云冈佛眼，那就万幸，我们争取了一次难得的机会；如果不是，也为今后研究造像眼球提供了借鉴。文物鉴定本身，需要不停地论证”。

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(yuánfù)院长(yuànzhǎng)、二级研究员詹长法曾主持多项国家石质(shízhì)及石窟(shíkū)遗产保护研究与修复工程项目，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鉴定陶眼归属，需要综合艺术风格、材质工艺、考古学及科技手段分析。

近日回归云冈石窟的疑似(yísì)陶眼

比如艺术风格方面(fāngmiàn)，可以根据云冈石窟佛像细长眼型特征、不同时代造像风格特征，对比陶眼的艺术风格来判断。材质(cáizhì)工艺方面，石窟佛像材质具有地域(dìyù)特征，疑似眼珠若材质成分(chéngfèn)与特定石窟一致，或含相同的特殊添加剂，可作为鉴定依据；眼珠彩绘风格或雕刻(diāokè)细节若与特定石窟工艺吻合，也可溯源关联性。

一些考古学和科技分析(fēnxī)手段，也可以派上用场。詹长法说，通过光谱和质谱分析，可以对佛眼的材质成分进行详细研究，将这些分析结果与石窟(shíkū)佛像材质数据库进行比对，可以增强关联性判定。2022年，龙门石窟修缮中，考古人员在(zài)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造像的眼睛里，发现了成分为二氧化硅和铅的琉璃(liúlí)眼珠，经鉴定，其成分与古代(gǔdài)琉璃一致。石窟造像中保存大块片状唐代琉璃实物(shíwù)，实属罕见。

陶眼体形都不大，并(bìng)不昂贵，却为造像赋予灵性的神采。

云冈石窟博物馆里收藏着数枚陶眼(táoyǎn)，这些陶眼形(xíng)状、尺寸各异，主要有(yǒu)蘑菇形和圆锥形两种。其中最大一枚呈圆锥形，直径11.5厘米，高14.4厘米。此次发现(fāxiàn)的疑似陶眼高7厘米，头部呈半珠状，直径10厘米，尾部为直径4.5厘米的平底，约一斤重。

北魏时期，云冈石窟造像(zàoxiàng)都是纯石雕的细眉长目(xìméizhǎngmù)，为造像额外(éwài)安装眼球，是在辽金至晚清时期。据统计，云冈石窟共有16个洞窟计76件(jiàn)造像加装过眼球，涉及佛像、菩萨、供养天、力士等雕像，今存者仅剩10余件。从残迹看，当时嵌入石雕部分的眼球球柄，有漏斗形，也(yě)有平底状。

詹长法(zhānchángfǎ)说，在“凉州模式”和“云冈模式”影响下建造的石窟，如敦煌、龙门(lóngmén)等石窟，北朝及之前通常不(bù)嵌入眼珠，而是通过刻制或彩饰表现眼部。到宋金时期，介休窑、鹤壁窑等著名(zhùmíng)窑场制作过半球形的陶质“摩尼珠”，或许曾(céng)被用作佛眼。敦煌石窟装配眼珠的造像，普遍为(wèi)清代重塑的像；响堂山石窟未见辽金装配佛眼的明确记载；天龙山石窟现存资料仅记载佛眼遭窃，未说明装配技术。

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(yánjiūsuǒ)的云冈第8窟陶眼

“云冈石窟是当前仅有确凿证据显示(xiǎnshì)，在辽金时期广泛配置佛眼的石窟寺院。其余石窟寺院或因(yīn)史料缺乏记载，或因考古发掘不充分，未找到相近举措。”詹长法说，这一现象与辽金政权对云冈石窟的特殊重视，以及佛教(fójiào)艺术在当地的发展(fāzhǎn)密切相关(mìqièxiāngguān)，进一步凸显了云冈在辽金时期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。

在(zài)石头上钻孔安眼球(yǎnqiú)，有相当高的技术难度。辽金时期安装眼球工程，与佛教艺术的进步、琉璃工艺的完善以及对佛像灵性象征的注重(zhùzhòng)紧密关联。詹长法说，当时的匠人在承袭北魏风格的同时(tóngshí)，结合了辽金本土美学，特别强调佛像装饰性与灵性的呈现。

多年以来，在各类纷繁紧迫、千头万绪的(de)文物保护工作之中，陶眼尚未上升为一个受关注的议题(yìtí)。“对佛眼的研究才刚刚开始(gānggāngkāishǐ)。”赵昆雨说。

1992年(nián)至1993年，在云冈石窟窟前遗址(yízhǐ)发掘时，一枚(yīméi)指甲盖大小的佛眼从辽金地层中出土。这是迄今唯一一枚真正意义上出自云冈石窟的辽金时代陶眼，因而没有任何疑义。

这枚陶眼有可能是自然脱落(tuōluò)的。詹长法说，在石刻雕像(diāoxiàng)上安装眼球，需要使用到榫卯和粘接技术(jìshù)，比较难保存，年代一久容易脱落。因而石窟寺中现存佛眼实例较少，多见于寺院木刻的彩塑造像。

除了(chúle)自然脱落，也(yě)有(yǒu)人为破坏的可能。20世纪初，云冈石窟经历了至暗年代，外国不法文物商贩勾结村民，大肆盗凿云冈雕像，一些造像的眼睛本属后世附装物，极易盗取，所以惨遭厄运。然而，文物商贩感兴趣的是(shì)有艺术造型的雕像，对这些光秃秃的眼球并无兴趣，既然没有流通(liútōng)价值，带不来收益，盗凿者(dàozáozhě)多将眼球随手遗弃，仅个别或散落民间。久而久之，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什么(shénme)了。这就是云冈佛眼尽管失落那么多，存世者却一目难求的原因。

如今，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还保存着两枚云冈佛眼，均“采集”自第8窟内，其中一件高(gāo)7.2厘米，直径7.0厘米，原为第8窟北壁上层中央倚坐佛的眼珠。2006年(nián)，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在其《云冈石窟遗物(yíwù)篇—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》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个信息。这是(zhèshì)迄今所知仅有(yǒu)的两件散落海外的云冈陶眼(táoyǎn)。

而很长一段时期，在云冈石窟(yúngāngshíkū)之外，只有(zhǐyǒu)一枚云冈佛眼曾经现身。1985年，云冈石窟迎来这枚重要佛眼的回归。

“送上云冈石佛陶眼(táoyǎn)一件。”当年年初，考古学家、北大考古学系(xì)教授宿白(sùbái)给时任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吕济民致信，开头如此写道。宿白在信中介绍：“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(suǒzèng)……云冈大佛(dàfú)遗失陶眼者甚多，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。”

史协和即美国知名博物馆人士史克门，担任过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25年。20世纪30年代，史克门在中国(zhōngguó)留学时，兼职为(wèi)美国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采购中国艺术品，该馆所藏7000余件中国艺术藏品，一大半由他(tā)收集采购，包括龙门宾阳中洞最著名的(de)《皇后礼佛图(tú)》等绝世珍品。1932年，史克门来到云冈石窟，当时云冈已经警戒严格，盗凿行为受到严格管控，他只从村民(cūnmín)手中购得了一枚(yīméi)云冈佛眼，花费一块大洋。

河北曲阳(qūyáng)北镇定窑遗址(yízhǐ)出土的宋金粗黑釉拍子，即一般所称瓷拍子，表面平整 图/《文物》杂志

半个多世纪(shìjì)后，史克门与(yǔ)中国文物界互动频繁，退休后决定捐出这枚佛眼。经由宿白牵线搭桥，这枚佛眼回到云冈石窟，至今仍(réng)是云冈石窟博物馆收藏的最大一枚陶眼。

这枚陶眼由细腻的胎土烧制而成，大头略凸，圆面(yuánmiàn)，表层涂有厚重的黑釉。烧制时(shí)留下了(le)近圆形凹坑状疤痕，这是(zhèshì)当时将眼球嵌入眼孔时，粘接岩石的固定点。为了给这枚佛眼寻找归宿，云冈石窟研究人员研究了全窟眼球空洞的雕像。

赵昆雨说，第19-1窟主尊倚坐佛像，高(gāo)7.75米，双眼(shuāngyǎn)球均已(yǐ)失落，留下直径为10—10.5厘米的眼洞，与回归陶眼的尺寸规格基本吻合，可列为首位(shǒuwèi)排查复位对象。他说，当前3D打印技术十分(shífēn)成熟，只要将此佛眼的复制品打印出来，在佛像上进行比对，应该很容易准确复位。

复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石窟流失文物(wénwù)研究项目。赵昆雨说，未来希望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能获得支持，启动一项特别行动——对云冈石窟所有缺失陶眼(táoyǎn)的部位进行数字扫描，采集其直径、进深、形状等数据信息，对现在犹存的眼球胎土(tāitǔ)构成进行检测分析、断代。如果再有新的陶眼面世，根据数据库(shùjùkù)记录(jìlù)的尺寸，就可以(kěyǐ)较快地确定其是否出自云冈，可以复位到哪尊造像上。

云冈第16窟佛像，眼球已经(yǐjīng)不存

“复位是(shì)最具说服力的(de)。除此，如果能够运用先进的透视扫描技术手段，探得目前造像眼球嵌入(qiànrù)深部的形状是锥形、蘑菇形，或是其他，那就一切争议都烟消云散了。”他说。

如今，中国国家博物馆、山西博物院以及云冈石窟博物馆里都展陈着回归的(de)云冈文物(wénwù)。赵昆雨觉得，云冈石窟是(shì)人类(rénlèi)珍贵文化遗产，但其本体是不可移动的文物。这些年，随着一些单体造像的回归，可以(kěyǐ)让公众(gōngzhòng)有机会在各地博物馆中领略到云冈雕刻的艺术魅力，并借此了解文物流散和回归的故事，完成对云冈石窟历史更完整、更立体的认知。

目前云冈石窟尚未将回归(huíguī)的造像构件回到原位(yuánwèi)，回到石壁上最初的位置。这是通行做法，回归文物大多收藏于博物馆。已经移位的石质文物回归原位，应该采取何种技术，是否会对(duì)现存文物的安全产生影响，需要仔细研究才能谨慎实行(shíxíng)。

2016年，云冈石窟来了一位美籍华人，名叫王纯杰，他刚刚向山西博物院捐赠了一件菩萨头像(tóuxiàng)。王纯杰就职于美国佛瑞尔赛克勒美术馆，兼任美国一家拍卖行顾问，3年前，他在遴选一场拍卖会拍品时，巧遇一件被藏家标注(biāozhù)为云冈第(dì)17窟的菩萨头像。他当即买了下来，阻止了文物(wénwù)再次(zàicì)流散。

王纯杰来云冈石窟那天，十分(shífēn)熟悉云冈石窟雕像(diāoxiàng)情况的赵昆雨对他(tā)说，这件头像不是第17窟的。王纯杰十分忐忑，以为买错了。赵昆雨带(yǔdài)他进入第19窟，指向南壁东龛的一尊残缺的胁侍菩萨说，捐赠的头像属于这尊菩萨。因为雕像头部宝冠的缯带依然保留在石壁上，与头像可以“合璧”。王纯杰当即(dāngjí)激动不已。

1933年，日本出版发行了山本明《震旦旧迹图汇（云冈石窟）》图集，其中第19窟南壁东龛菩萨(púsà)依然是(shì)完整的，如今对照来看(láikàn)，与回归的菩萨头像完全对应。这是另一个可以印证的证据。

云冈第7窟思惟菩萨(púsà)，眼球已经脱落

这是云冈石窟文物回流史中的标志性事件(shìjiàn)。两年之后，王纯杰再次巧遇一件云冈雕像(xiàng)，这是一件头戴鲜卑帽的人物头部。云冈造像中的鲜卑形象，大多出现在供养人行列(hángliè)，第7窟后室(hòushì)东壁原有两尊并肩而立的鲜卑装人物像，但其中一尊头部残缺，而剩下的一尊面相与王纯杰捐赠的头像近乎“孪生兄弟”。这件回流文物也顺利找到了归宿(guīsù)。

“非常幸运，王纯杰先生捐赠(juānzèng)的两件雕像，盗凿时(shí)留下的痕迹都很奇特，越奇特就越能准确复位(fùwèi)。”赵昆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而其余很多雕像本身没有太多特征，而且很多雕像遭盗凿后，又(yòu)被二次修饰砍削过，丢失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，使得复位十分困难。

迄今为止，包括史克门捐赠的(de)佛眼和王纯杰捐赠的两件造像在内，只有(zhǐyǒu)为数不多的几件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云冈。赵昆雨曾全面调查过(guò)海外云冈流失文物，共计100余件。他比对百年前海外出版的云冈盗凿前的图录，再观察云冈石窟的文物现状(xiànzhuàng)，试图将流失文物一一复位，“现已掌握(zhǎngwò)了30多件流失造像的原始位置”。复位是最雄辩的证据，证明(zhèngmíng)流失文物的归属。“每一件被盗(bèidào)造像都是云冈失散在外的孩子。那些年究竟走丢了多少孩子，他们都在哪儿，现在还好吗？这些信息一定要(yào)掌握。”他说。

云冈文物的(de)流失始于20世纪初，尤其是1907年法国学者沙畹进入云冈大量拍摄，随后出版《北(běi)中国考古图录》，向世人首次公开展示云冈石窟精美的雕刻艺术。云冈石窟开始(kāishǐ)享誉世界，也开启了被盗凿(záo)的厄运，尤以1918年至1929年间(niánjiān)最为猖獗，云冈文物主要流布于日、法、美、德等国。

历史上流失文物(wénwù)追索是国际性(guójìxìng)难题，至今仍争论不休。每隔几年，拍卖行都有(yǒu)云冈文物上拍，常常引来谴责。“我们对此也爱莫能助。”赵昆雨说，流失日本的云冈文物约占流失文物总数的65％，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正关注日本有关慈善机构，期望(qīwàng)今后能促成日本私人藏家手里的一些(yīxiē)云冈文物回归。

对于散落民间的云冈文物，这次意外的疑似佛眼回归，是(shì)(shì)一次(yīcì)良性示范。“民间可能有一些小的构件，比如造像的一只耳朵、手指，孤立地看已经很难分辨是什么、属于哪里。我们希望通过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这一新(yīxīn)途径，让散落于民间的云冈文物找到(zhǎodào)回家的路，挽救那些走丢的‘孩子’。”赵昆雨说。

“实际上，如同圆明园(yuánmíngyuán)兽首所呈现的，文物(wénwù)的价值不仅体现于物质形态，更在于其承载的历史内涵与文化(wénhuà)价值。”对于云冈文物回归的意义，詹长法评价道。